生經多難情越好？

　　剛才讀到余秋雨先生的著作「山居筆記」中「流放者的土地」這一篇探討古代各因罪或株連而遭受流放邊疆的人們。

　　這些人裡面，除了少數的刑犯之外，有很大部份的人都是來自官宦或書香世家，因為說錯話或被家中長輩牽連而被迫開啟了他們的旅程。所以這些人中竟然有不少人都擁有不錯的教育程度和功名地位，在流放的漫漫長途中結識成為患難之交。在同甘共苦的情境下，這些人拋開了以往的立場，漢人和胡人成了朋友，前清朝大官也和反清復明的志士相談甚歡，有些人還共組了詩社。

　　小學、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服兵役、工作，人生的種種階段都由命運的絲線相互串起，有的人的絲線緊密糾纏，有的人卻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代倒楣學者藝術家楊瑄（因為他一生莫名其妙多次獲罪）的詩句《謫居柬友》，其中有一句「生經多難情越好」描述他被流放之後和這些朋友的情誼，但是在我身上似乎並不是這樣。

　　以往在求學的路上認識的朋友大多都有著差不多的求學經歷和家庭背景，會感到有趣的事情也差不多。但是入伍之後，或許是和同梯們之間的年齡有差，所處的人生階段也不同，又或許是單位的業務太過繁忙，一整天連好好坐下來聊個 15 分鐘的空檔都沒有，我和這些一起被充軍流放的同梯們的感情始終只停在「邊工作邊打嘴砲」的層次，入伍前總是聽人說和同梯的感情會有多好，這種「身經多難情越好」的情況完全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新訓的時候也曾遇過幾個比較要好的鄰兵，也曾想過之後或許可以常常電話聯繫，但是彼此始終都沒有這麼做過。現在的同梯們，雖然每天吃飯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會聊些生活瑣事，但是只要一放假，大家就像是毫不認識一樣，絲毫沒有聯絡，畢竟我對嫖妓、嗑藥、改車這些事情都沒有興趣。所以我覺得使用「同梯」這樣充滿了宿命成份的用詞來稱呼我和他們的關係是很恰當的，雖然不至於是「陌生人」，但是用「朋友」來形容似乎也有點太過，我們只是幾條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剛好交錯幾個月的幾條絲線罷了。